当考虑到书本、典籍来源的问题时，刘弘难得一见的想起了那个未曾谋面，情感中还略有些鄙视的便宜老爹：汉惠刘盈。
在短暂的七年皇帝生涯中，惠帝刘盈只有寥寥几件事被留在青史之上。
——想掌权，被丞相曹参一句‘垂拱而治圣天子’喷了个狗血领头；
——想蛰伏，被老娘吕雉用戚夫人做出来的人彘吓了个半死不活；
——废除《挟书律》！
《挟书律》，或许在后世人看来略有些陌生，但若是提起《挟书律》出现的时代背景，那恐怕就是妇孺皆知的经典了。
——秦一统天下，始皇嬴政下达《焚书令》，尽焚天下之书！
而《挟书律》的主题内容，便是《焚书令》的补充条款：敢有挟书者族。
在后市的演绎当中，《焚书令》和《挟书律》，成为了始皇‘焚书坑儒’的确凿实锤。
但在实际上，‘焚书’和‘坑儒’，根本就是两码事。
其中‘焚书’一项，也和孔丘的徒子徒孙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焚书令》所指定的焚毁范围，并非是独有儒家之言，而是包含儒家典故《诗》《书》在内的诸子百家之言。
就连提出《焚书令》的秦相李斯，其所出身的法家学说《韩非子》《商君书》等典故，也同样被《焚书令》包含在内。
所以始皇帝焚书一事，本质上并非是针对某一家学说，而是出于愚民、控制思想，以及维稳的考虑，通过焚毁百姓手中的书籍，来稳住刚统一不久的秦王朝。
道理再简单不过：就算是在秦统一天下初期，有能力获得，并在家里藏一卷竹简的，能是种地的穷苦百姓？
显然不可能。
——《焚书令》想要焚毁的，是地方豪门望族、旧六国贵族手中的书籍，以此预防这些不稳定因素借着‘圣人教训’‘先贤学说’的旗号，对百姓进行洗脑、煽动！
毕竟按那些‘圣人之言’的标准而言，秦统一天下的举动，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属于‘不义之战’。
至于《焚书令》为什么会在后世，被演绎为始皇帝‘焚书坑儒’、残忍暴虐的证据，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了。
一来，是儒家在始皇嬴政面前，实在是没有落得什么好。
嬴政自立为始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嚷嚷‘礼法的’，便是儒生！
后世为历史爱好者所熟知的那句‘你吃肥的，我吃瘦的’，更是将嬴政为帝后，被儒家礼法折磨的真相披露在了世人面前。
在《焚书令》的开头部分，嬴政甚至余怒未消的补了一句‘以古论今者，比同挟书’。
而在古华夏诸子百家之中，整天嚷嚷着要开历史倒车，要效仿三皇五帝的，也只有一个儒家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始皇嬴政显然是不怎么待见儒生，反过来，儒生自然也就要黑一黑祖龙，好把自己装饰成受害者。
嗯，装成被害者、掉到黑白这两件事，祖师爷孔丘已经教的很优秀了。
这二来，便是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了。
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华夏大地刘汉代秦，‘尊汉遍秦’成了汉初的基本意识形态。
吹汉骂秦，也成了天下文人标榜自己‘刘氏忠臣’身份的重要手段。
而经过秦帝国数十年的‘舔而不得’，儒家早已是饥渴无比，迫切想要指点江山，为相宰之才。
偏偏汉高皇帝刘邦又慧眼如炬，对儒家的延误几乎是刻入了骨子了。
不被皇帝所喜爱，又不被舆论所认可，儒家所能做的，显然也就只剩下疯狂黑秦、黑祖龙，以赢得舆论同期。
不得不说，儒家做的不错——经过进百年的努力，儒家终于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更凭着一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举成为了华夏文明唯一合法学说学派！
在儒家垄断了学术节之后，秦王朝和始皇嬴政的舆论黑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毕竟儒家能垄断天下学术界，靠的就是这一手节奏大师的本领。
始皇嬴政‘焚书坑儒’，也就自此成为了后世妇孺皆知，人人奉为真理的‘真人真事’。
而从客观角度上来讲，始皇帝焚书、坑儒两举，都算不上绝对的错误或绝对的正确，只能说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治考量，所带来的特殊产物。
焚书一项，是为了遏制旧六国贵族复辟的势头，顺带控制思想；坑儒一事，那更是儒家自己作死，居然想要教嬴政怎么做皇帝！
如此说来，坑儒一项，就是类似‘某某人惹怒皇帝，被皇帝拉下去砍了’的性质，而焚书，则是有利有弊，正确性有待商榷的决策。
起码对于汉室，对于华夏文明而言，相较于《焚书令》所达成的愚民效果，其导致学术、典籍失传所带来的损失，显然大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当然，秦汉交界百家学说大半绝传的锅，霸王项羽起码要分走一半以上。
说回《焚书令》和《挟书律》本身，其本质就是始皇嬴政‘焚书’的法律依据，按照后世人的思维来看，《焚书令》和《挟书律》，本该和秦王朝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是。
但实际情况、刘汉政权对《秦法》的延续程度，却远远超乎后世人的想象。
——没错。
作为《秦法修订2.0版本》的《汉律》，将《挟书律》也继承了下来！
只不过萧何在通过‘抄袭’修订《汉律》的时候，习惯性的对这部分进行了修改，将《焚书令》废除，只留下了《挟书律》。
始皇帝焚书究竟是对是错，或许是众说纷纷，见仁见智，但从《汉律》继承《秦法·挟书律》这一件事来看，起码汉高祖刘邦、酂侯萧何二人，是认可《挟书律》在特殊时期，是具有其存在的特殊必要的。
如果听到有人说‘始皇帝焚书错的离谱’，那也大可以想一想：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不是比祖龙嬴政、赤帝刘邦还要擅长做皇帝；
是不是比秦相李斯、汉相萧何，都还要了解封建时代的政治背景；
是不是比一扫六合，统一天下的秦廷朝臣、比鲸吞天下，立四百年国祚的汉廷百官，都还要了解天下大事。
既然《挟书律》是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都认为的‘王朝建立初期的维稳手段’，那《挟书律》的临时性质，也就是毋庸置疑。
不出意外，在登基四年之后，年仅十九岁的汉惠帝刘盈颁布诏谕：废除《挟书律》，认可书籍私有化的合法性。
而这一项举措，便是惠帝刘盈长达七年的皇帝生涯中，仅有的一件称得上‘国家大事’的政令。
在《挟书律》尚未被废除的高皇帝时期，汉室实际上还没有彻底安稳下来，异姓诸侯此起彼伏的‘造反’，让天下依旧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