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得看罪己诏是谁颁布的。
抛开发明者汉文帝不说，汉武帝能靠罪己诏挽尊，是因为他有卓著的功业和至上权威打底，使得百姓能买账，与其类似的还有后来的唐太宗。
所以除了寥寥几人之外，其他颁布罪己诏的几乎都没多大效果。
其二，在罪己诏刚出现的头几次，对天下臣民来说，还是有些新鲜感的，他们能感受到皇帝的真心诚意，可再一再二不再三，同一招用多了就不灵了。
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因素，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之前，灾异之事并没有完全与皇帝绑定。
那时皇帝下罪己诏，哪怕说如今有天灾了，是朕没有管理好天下所致，天下人也不会真认为是这样。
反而在天下人看来，这是皇帝有担当的一种表现，哪怕皇帝真有错，可只要能承认过失，改正错误，依然不失为贤明之君。
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身份尊贵的天子都认错改错了，老百姓能有不原谅的道理吗？
而当罪己诏与天人学说牵连到一起之后，不论灾异也好，还是皇帝过失也好，就不仅仅是天子的担当和德行问题了，而变成了对皇帝身份合法合理性的质疑。
此时的罪己诏已经变了性质。
百姓会想：如今天下有了灾异，是因为上天在警示天下，皇帝犯了错，这皇帝的作为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严重到需要以灾异来示警的程度，这皇帝是不是不称职了？
而更不巧的是，皇帝恰巧发了罪己诏，承认这的确是自己的过失。
那么这罪己诏除了真让天下百姓觉得皇帝有罪，甚至质疑皇帝的合格性之外，对皇帝还能有什么益处吗？
可惜的是，很多皇帝并没有这种觉悟，也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才有汉宣帝之后两百多年时间，汉朝皇帝的罪己诏累计颁布五十余次之多。
这简直不可思议，皇帝每发一次罪己诏，其实就相当于其权威被削弱一次。
可以想象仅仅因为灾异之事，就削去了多少大汉皇帝的威望。
虽然朝廷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将灾异与三公之位联系起来，只要出现灾异，就罢免三公。
可这方法并没有有效地消除灾异对皇权的侵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三公不过是替天子受过而已。
而一旦出现重大灾异，皇帝依然得下罪己诏安抚民心。
刘宏觉得，那些本来就没多少权威的皇帝颁发罪己诏，简直和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
不幸的是，他去年年底躺在病榻上，还被迫喝了一次这种“鸩毒”！
这让本就有些多想的刘宏更是反感所谓的天人感应。
而且，刘宏还想到，这天人学说除了对皇帝不利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害——
由于谶纬本就是人为制作的，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为某些势力造反、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借口。
毕竟光武帝就是最成功的榜样，后世袁术称帝、魏代汉、晋代魏都是这么操作的，连黄巾叛乱也是如此。
想当初，董仲舒提出“皇权天授，天人感应”之说，其实别有用心。
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之前，天子只是“受命于天”，所谓“天父，地母，王为天之子”，那时的天子是天的代言人，以无上的尊贵命格及权威行使天命，不受束缚。
而天人感应学说里，天子的概念被有目的地拓展了，天子不再是单向的承继天命，天子的行为还会反向被天所感应到，然后天意以人世的灾祥来做出回应。
于是天子就这样被限制住了，而天子所代表的皇权也被套了个笼子。
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做“天”，天通过“天人感应”来授权并对人事施加影响。
天意究竟如何呢？
这个解释权却在掌控知识与舆论的饱学儒生及他们背后的大儒名士手中，就这样一环套一环，皇权不知不觉中彻底为儒家所圈禁。
再说简单点，就是董仲舒将皇帝神化为“代天授命”的天子的同时，头顶上却多了一个可以管他的“天”，天子如果乱来，天就会降罪；
那么怎样算乱来，天如何降罪，又为什么会降罪呢？这就得问儒生了。
这样拐个弯，如其说是天管天子，不如说是儒家管住了天子。
而汉武帝也是个聪明人，他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却并没有掉入儒家的陷阱，只是利用儒学为自己的集权服务，取了其中政体礼制、皇权天授及大一统思想，而坚决摒弃了“天人感应”这等看似甜蜜的毒药。
虽说汉武帝有着超凡的政治智慧，却还是少了点远见，大概英明神武的汉武帝也没想到，他的不成器的子孙反而把他丢弃的东西当成了宝，自己把脖子伸进了套索之中。
从这方面说，汉武帝和光武帝虽然得到了好处，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却也都在无意中成了榜样，坑害了子孙。
这几天里，刘宏早已想透了这些，可是却没法彻底解决其中的隐患。
因为他一不能否定自己作为大汉天子的合法性，二不能完全抛弃“白虎通义”这卷祖制神书。
当然，最关键的。
还是他目前对朝廷内外的掌控度不够，没有能一言而改变祖制及天下舆论的威望。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小灾异对皇权的不利影射。
想到这里，刘宏再次翻了翻面前成堆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