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是铁了心要做出改变的，而他要改变的重点，就是“法”，所有的一切新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如果没有“法”的保护，都将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取缔和消灭的。
而孙可望要做的，其实就是让“法”在社会层面上，取代原本的那些道德和风俗，成为最低最彻底的行为准则，或者通俗一点说，便是深入人心。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法”取代“权力”，确立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也必将是科学和民·主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要想完成这一目标，仅仅靠孙可望一个人可不行。他虽然具有不少现代人的思想，年轻的时候，为了应付考试，也背过一些概念，但那根本算不上什么。或者说，许许多多和他当年一样，背着那些东西的人，其实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只是以为自己背了就懂了。
文字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让人产生错觉的——就这？我懂了。就和许多人看不起历史上的枭雄，觉得这么简单，我上我也行一样。
而朝中也几乎找不出真正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理论创新的人，毕竟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的是极其深刻的思考和体验。
不然，孙可望也不至于亲自点名黄宗羲，要他来南京了。
而完成了驱除鞑虏，挣得了天下间最大的大义，又没有使用肮脏卑鄙手段篡位，永历皇帝还十分热心，屡屡说要禅位让贤，眼见着就要合乎礼法登上帝位的孙可望，此时也已经被绝大多数文人所接受。
毕竟，大家都是读书人，不懂得变通的，那还是读书人吗？除了某些老顽固之外，绝大部分人都是热衷于加入新朝。必要的时候跪一跪，不寒碜，以后想跪，还没地方跪呢！
王夫之和黄宗羲最终在张煌言得引荐下，终于见上了面，若把把顾炎武，唐甄也凑齐，那这个时期的华夏四大思想启蒙家，就齐聚一堂了。
孙可望倒是想要看这样的热闹，最好四个人吵一架，或许他们的思想理论境界又能更上一层了。只是另外两人都在游山玩水，北方刚刚收复，到处都是一片混乱，顾炎武暂时还没找到踪影。
而正如张煌言所料，王夫之是知道内幕的，孙可望早就见过了他，并和他深入探讨了许多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使得原本被钱谦益说动，对孙可望产生了一丝丝怀疑的王夫之，再次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对方。
孙可望也是把王夫之当作这方面唯一能够理解他的人了。他最担心就是人心，但凡是制度建立在人上的，那他所有的努力，都终将是白忙活一场。
孙可望可不敢赌，他的接班人会贯彻他的方针政策。或者说，三四十年或许还难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基本力量，这是生产力的制约。
王夫之听完孙可望的话，其实也明白对方的决心和担心。特别是听到对方要尝试建立一套制衡自己权力的制度的时候，他便知道他看对人了。
无论孙可望是碍于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压力，还是发自心底的。对于王夫之来说，只要他做了，就足够了。而这些，也正是他将来要奉献一生的事业。
对于王夫之和黄宗羲这样的文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静心研究自己的理论，创建一个传承千百代的学派，让天底下最优秀的一批学子听着自己讲学，跟着自己研究，然后把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黄宗羲听完王夫之所说的一切之后，也十分心动。不过他和孙可望不熟，其实心里有点担心对方这是引蛇出洞，到时候把他们这些潜在的造反者一网打尽。
不过，就算如此，黄宗羲还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他的脑子里有太多东西了，若是有人给他官当，给他俸禄，就让他专门做这些，他又怎么拒绝得了呢？
其实，这个时期，不仅仅是黄宗羲和王夫之，顾炎武和唐甄这些跟倾向于务实反空谈，反**的，力求改革制度的，华夏大地上仅仅是就王阳明心学的批判，维护都分成了许多派别，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可见一斑。
当然，其中不免会出现许多异端，或者说在后世看来祸国殃民的思想，但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并为之辩论，追求真理，才是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错误不能带来进步，但是有人赞同错误，就会有人反对错误，在被事实验证之前，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这才有可能产生进步。
毕竟，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正确，理论也没问题，但就是实践不成功，那诡辩就毫无意义了，大众自然懂得选择。
而一个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是从理论，到制度，到技术，不断影响，相互促进的根本，否则便是肉眼可见的文化凋零，理论停滞，制度固化，技术落后......
若是只有正确，绝对正确，不可质疑，那就不是哲学，不是科学，而是宗教了。
这一点其实从明末的造反口号和原本历史上清末的造反口号可以看出，两百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人思想退步到了依靠宗教聚拢百姓，而不是明确提出改变生产力的政治纲领。
永历皇帝就没想过这些制度不制度，法律不法律的问题，更没有什么思考思想进步，文明未来的心思，他现在只想着活下去。
而且，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禅让之后，孙可望真的会饶过他。说不定随便找个人，就让自己意外病死了。
为此，永历还求助过李定国和郑成功，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两人都没有表现出要拯救他这个皇帝的意思，甚至除了敷衍之外，看不到一点点切实的行动。
且说，郑成功和李定国如今在手下谋士的分析之后，都看出了些许端倪，他们正在谋求一种可以制衡孙可望这个未来皇帝权力的制度。
这样，对方即使有着皇帝的天然道义和无上权力，以及超过其他所有人的实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否则，他们的安全，终究还是难以保证的。
孙可望的所谓中央改革，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独立，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提出来的，并在土地和兵马划分之后，成功说服了其他所有人。
这可是要昭告天下，作为立国之本的，谁也不敢破坏，否则法理就不在了。
李定国和郑成功逮着机会，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所谓“裁决一切，高于一家之言”的都察院，必然需要有他们的人，否则就形同虚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