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至今,官吏都并非人人能为，想要加入这个圈子，你必须已经在这个圈子里。从秦汉再到魏晋南北朝,所谓九品中正制、举孝廉等等,唐代虽开科举，但却也要行卷干谒,科举之完善兴盛,其实只在于大敏朝。但即便如此,若要参加科举，脱不开的便是要找人具结作保，要三代清白,非从贱籍出身,且虽有乡学、县学、府学,还有那各地书院,但一来学费不菲，二来开蒙读书这个环节却并无供给。便是天纵奇才,也至少要生在中等农户以上,方才有识字的机会,之后是否有机缘读书考学,那还是两说呢。
考科举做官是如此，为吏也一样自有规程,按于大郎的认识来说,不论是世代传承的职位，又或是有了秀才、举人功名之后，或捐或买,或由老吏援引,一样也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圈子。在乡里村里，也是能和吏员来往的架势人家。这一点对维持乡间村里的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中级班新开的论政课中，便有分析本朝政治得失的寥寥数语，其中有一句于大郎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即是大敏朝‘皇权不下乡’，乡间自有乡间的规矩！
那末，乡间的规矩倘若和朝堂的规矩冲突了呢？所谓科举，正是‘天下英雄，入我毂中’，这官吏制度，便是要把乡贤的规矩和朝堂的规矩统一起来，乡中大豪，任其多么桀骜不驯，一旦送子弟入仕考学，便不期然受了朝堂的教化，认可了朝堂的规矩！
既然如此，那么在科举上的限制也就有其来由了，权力只能在已经认可这批规矩的圈子中流转，也唯有确保乡贤人家的稳定，才能确保朝堂的稳定，倘若人人都识字，人人都可考科举做官，压根无需做保，那么天下该是如何的混乱景象？乡中人家，此起彼伏，你争我夺，恐怕天下比如今这外族入侵、苟延残喘的时刻还要更乱上几分了！
这些道理，于大郎从前并不能尽数明白，有不少是他在上了论证课后方才懵懂明白的，也有些则是从父辈的议论中偷师。买活军实在是不同于古往今来所有乱党，它令原本的读书人在这个制度下觉得格外的压抑，并没有‘习成文武艺、贩于帝王家’那欲拒还迎，暗藏的矜持和得意。
所有乱党起家之时，往往规矩混乱、令出多门、不成体系，正如昭烈求武侯、萧何遇刘邦一般，需要一个能懂得手艺的大管家为他们厘清规矩、划定赏罚，也就势将已流传了数千年的儒教引入新的武装力量中。也因此，每当群雄逐鹿时，新军阀是否拥有政治声望，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他对读书人是礼遇或是漠视。唯有重视知识的军队，才被认为拥有更好的前程，治理天下离不开他们儒教的读书人，这几乎是深植在所有书生心中的自信。
但买活军却并非如此，买活军极度重视知识，他们传播知识的效率、速度和决心，甚至还要超过满口嚷着‘教化天下’的儒生，大多数读书人追求的其实只是乡贤阶层中散播知识，但买活军却不然，买活军要求所有人都读书认字，而他们的决策是如此精明，管理是如此精细，在在显示出他们已有了一个成规模的管理体系，甚至比儒生所能想象得更为先进。
买活军或许是不需要儒生的！
这个感悟，怎么能不让于县令为首的读书人忧心忡忡？便是于大郎也实在是想不通，他从深心来讲，其实并不反感把知识向所有人散播，甚至授课的过程能给他带来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深深的愉悦。但买活军那面向所有人的招聘考试，却令他实在是大惑不解，于大郎不信谢六姐看不透里头的纠葛。大敏朝皇权不下乡，难道是官府不知皇权不下乡的弊病么？倘若身处其中，便自然知晓其中的苦衷——实在是办不到啊！
就以临城县为例，临城县在未凋敝以前，辖下村落便有百余，镇六，乡九。其中半日可到的乡镇不过是二三座而已，其余乡镇村都要一日以上的路途，买活军占据临城县半年，也只是修好了一条主路，把半日可到的乡镇数量扩展到了三镇二乡，从乡镇而往村落，离开主路之后，要走的还是崎岖小道，于大郎算是运气不错，被分到的村落多数都离县城较近，他有些同学光是在路上就要走一天半，下乡后便只能住在当地，每周回来换值。
而与此同时，县衙里的吏目又有几人呢？不过二十余，便是把他父亲于县令的幕僚团再扩张个十倍，哪有足够人手来管理这么多的乡镇村呢？若是同时有两村出事，需要县里派人前去查看，那么县里的许多公事便会被因此延宕。王朝只能将乡镇村的统治半委托给乡贤人家，也因此，吏目几乎都出自本地乡贤，官员才是异地就任，只认科举——其实官员也多数至少出身于乡贤，这便是大小内外相制了。
人是不够的！路是走不完的，皇权下乡——哪有这么简单！谢六姐也是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叛军头子，她如何会堪不破这么简单的道理？
她为什么要‘考试招聘’？而且还将录用人数定得那样的多，难道……难道她真要在村里建立起自己那有效的统治？预估中的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才要求县里的书香人家女眷都出门做事？
若是这般，若是这般，那……那难道不是桀、纣之举么？毕竟商纣最为酷虐的举动，却并不是那些被附会上去颇具猎奇色彩的酷刑，而是他竟然要将权力从大臣、大贵族手中往平民、小贵族身上分摊扩散……这是明确记载在史书上的，于大郎曾读到过一次，但感悟并不深刻，直到他意识到谢六姐也正试图将治理天下的权力从读书人和乡绅手中夺走，扩散到，扩散到那些原本愚昧盲目的百姓平民们手中。
这当然是有辱斯文之举，男女君臣之间的纲常全都搅乱得一塌糊涂，于大郎作为读书人当然本能地反感儒教没落，作为一个男丁也应该要反感女人竟想着出门做事，谢双瑶作为一个女大王，因为怀有异能的缘故，原本可以成为女人中的异类，被当做男人的一份子接纳，但她既然如此高调地要将女人也带入到政治中来，那么于大郎几乎没有任何选择，便只能在心中反抗这种倒行逆施的□□，稍有机会，便要立刻弃暗投明，回到他熟悉的君子王道式政治中去。
但话又说回来，天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于大郎的立场也并不单纯，比如他还是一个喜欢吃面食的小伙子，而且也受了扫盲班的教育，并对买活军的教材很感兴趣，甚至被选拔进了中级班里，他逐渐在这些‘应有’的正义思绪之外，意识到一些从前一无所觉的逻辑——大敏朝的农户因冻、饿、病、疫而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按他的常识来判断，即便是永乐盛世、弘治中兴时，农民们天不假年，哪怕拼死做活最终却一家流散，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似乎并不会阻碍读书人歌颂君主统治下的盛世，而谢双瑶的统治下，哪怕是农民都能吃得饱饭，甚至买活军在努力让他们也能看得起病，至少是有这么个概念了，人们的生活似乎的确正在变好，但读书人却因为他们的特权即将被分散，认定此时是暗无天日、纲常混淆的伦理末世，而谢双瑶是个能和夏桀、商纣、黄巢、朱温相比的乱臣贼子。。
——若要再往深想下去，得出的结论便不那么宜人了，儒生们所追求的‘君子’境界跟前似乎不免要加上一个‘伪’字，于大郎深心中实在不愿接受这个想法，但他老忍不住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