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历史上的晏子，从各方面来看，应该说都是一位清廉正派、体恤民情的比较优秀的政治家。他一不贪财，二不好色，三不贪图享受，四不以权谋私。虽然贵为齐相，生活上却艰苦朴素，“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尽管位高权重，为人却谦虚低调。为他赶车的车夫坐在车上尚且意气扬扬，他却神情沉敛，气色谦恭。景公多次要封赏他食邑金钱，他一概辞而不受。景公多次要给他换个大一点好一点的房子，他执意不肯。景公乘他出使晋国时，改建扩建了他的房子，他回来后坚持要恢复原状。他妻子又老又丑，景公欲以年轻美貌的女儿嫁给他，他一口回绝。国家有次发生洪灾，他请求景公开仓赈济，景公没有答应，他就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发放给灾民。景公多次饮酒作乐、荒废政务，或赏由心喜、怒而杀人，他就犯颜直谏，从不阿谀奉承。权臣崔杼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要大家发誓效忠于他而不是效忠国君，如有不从，当场砍头，为此先后有七人被杀。虽则如此，晏子毫不畏惧，对崔杼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出使楚国，面对楚国君臣接二连三的刁难欺辱，不卑不亢，机智应对，最终说服楚王，化敌为友。他和景公多次讨论政治得失，主张轻徭薄赋，任贤使能，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他死后，景公无论做什么，身边的人都一片说好，景公因此十分怀念他的正直。魏征的死，曾让唐太宗痛失一面明镜。晏子的死，对于齐景公又何尝不是如此。与晏子同时的大思想家孔子称赞他说“果君子也”。墨子称赞他“知道”。曹操说他“积德兼仁”。为晏子作传的司马迁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令像晏子这样德行节操为世人称誉的人，居然也以偏见和猜忌杀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以一己之臆测夺人三条性命。可见，无论出自何人，只要是专断的意见，不仅靠不住，而且往往十分可怕。
事实上非常显然，田开疆等人并无任何犯上作乱、罪当处死的行为发生，相反，他们还是忠君爱国的有功之臣。同时，他们也并非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无良之徒。相反，他们知过能改，勇于认错，是非善恶，毫不含糊。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错值得批评，也无非是见了上级领导却不起身行礼而已。可见，晏子指控他们“上无君臣之义”是假，心恨他们“下无长幼之礼”才是真。如果说“长幼之礼”同“君臣之义”一样重要，那么，晏子也完全可以发扬匡君之过、勇于进谏的精神，当场或者事后对田开疆他们直言指教，而何以至于“不教而诛”，而且还是设计谋杀呢？谋杀还不劳亲自动手，而是假手于被害对象本人自行了断。这种谋杀也可堪称千古第一谋杀了。偏偏三位都是没有心眼和心防的人，没有看破晏子的手脚；同时又是有着羞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人，不愿被人视作无耻之徒。否则，晏子的这种并不高明的计谋也就不会得逞。固然，三人如果不为桃子所动，不为功名所惑，内心从容淡定，晏子此计也就不会成功。但是，这种人之常情的名利之心谁又能免呢？况且，他们也只是一时糊涂冲动而已。
史载表明，晏子身材矮小。但他对于长得勇猛高大的人，似乎有着一种固执的偏见和仇恨。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没有君臣之义、长幼之礼，不讲仁义、横行无忌的乱臣贼子。为此，他强烈建议庄公不要任用“勇力之士”。景公“欲得天下勇士”，他也坚决反对说：“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更有甚者，他把夏、商的衰亡也归咎于夏桀、殷纣身边有两个“勇力之士”。
晏子有所不知，有勇力的人未必就一定不讲仁义。和他同时代的孔子身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具有这样身材的人也可算得上是有勇力的了吧。难道孔子不讲仁义？不讲仁义的也未必就一定是有勇力的人。崔杼弑君，庆封作乱，以及后来田氏代齐，难道都是因为他们长得勇猛吗？
晏子本人曾经反对以言谈和外表取人。但他这种单凭人家的长相就断定人家“无君臣之义，无长幼之礼”，却是典型的“以貌取人”。如果单凭人家长得勇猛，就推断人家“无君臣之义”；单凭人家怠慢自己一次，就推断他们将来也会对国君不利，那么，照此逻辑推理下去，普天之下都是可杀之人了。
至于他把夏商两代的灭亡怪罪到“勇力之士”的身上，就如历来有人指责喜、妲己、褒姒等受到暴君宠爱的女人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一样，简直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荒谬得很了。”
老人一笑置之，淡然道：“我辈风流，天下几人可称英雄？江湖即江湖，红尘亦是红尘。”
说罢拂袖而去，留下一句话在严啸耳边回响。
“被抓的人在伏牛山中。别让我亲自动手去找。既然是在伏牛山，那就拜托你了吧！”